"什么表？" "机场T2航站楼，到了给我打电话，我在出发层等你。" 我放下筷子的声音有一点大。 刘阿姨又看到弟弟从房间出来，惊叹了一声："与末都这么高了？跟他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" 压在筷子筒旁边。 妈妈的声音传过来："你再找找，找不到就穿你姐的那件，差不多。" "到时候发朋友圈，让大家都看看咱们闻家多热闹。" "嫂子，朝暮怎么一直在忙活？让她也坐下来吃口饭啊。" "纪录片的导演发来消息，说成片下个月能出，每家发一个U盘。" "与末，让着点妹妹，她后天有比赛，心情不好。" 断了好。 "那你用吹风机给我吹干呗，我赶时间。" 二婶没再说什么。 "她又不爱拍照，每次一拍照就板着脸，放上去不好看。" "没有。" "我都能吃，谢谢。" 我坐在餐桌对面看着他从行李箱里一样一样往外掏。 那是我。 妈妈推门进了我的房间。 小姑娘十三四岁，圆圆脸，很爱笑。 后来我考上了还不错的大学。 妈妈的大学同学刘阿姨，带着她女儿来串门。 写到我的时候，他回头确认了一下： "要家长签字。" 但这个建国会在我的名字后面画红圈。 她可能永远不会知道，她口中遭罪的地方，是我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。 妹妹拿走时看了我一眼："姐，你刚才跟谁打电话？听起来好正式。" 到达中转站的第一个早晨，广播里传来的是领队老范的声音。 老范说后天就出发去最终的科考站驻地，要在船上待一周。 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大，身体被巨大的推力压进座椅靠背。 它被写得很大，很清楚，没有被裁掉，没有被略过。 “是不是少了一个？" 我拎着两大袋垃圾从后门出去，正好跟爸爸打了个照面。 像一个没有五官的人。 我把家庭群的消息提醒关掉了。 一周之后，手机信号就彻底断了。 老范在白板上画了项目分工图，每个人的名字都被工工整整地写上去，后面标注了对应的职责。 导演拿着家谱核对人数，挨个安排站位。 爸妈给她报的培训班，一年三万八。 "姑娘，去哪儿？" 没人庆祝。 我只需要带上自己。 我也该重新编写自己的人生了。 不是不想看，是那张沙发上永远只有三个人的位置。 等到需要的时候，他们会发现。 我翻了个身，面朝墙壁。 他说完就回房间了，笃定我会照做。 “请于本月28日前往集合地点报到。” 爸爸会沉默。 还有三天。 弟弟会问："南极？那是旅游吗？能带东西回来不？" "嫂子，你们那房只报了四个人，我看名单上写的是爸爸、妈妈、与末、时初。” 够了。 手机屏幕暗下去。 玄关的灯我没有开，摸黑换了鞋。 地面在缩小，城市在缩小，那栋楼、那条街、那个没有我的家，全部缩成了窗外一个灰蒙蒙的点。 不爱拍照。 领队配文： "都行。" 我盯着那句话看了很久。